张宗逊

955年9月27日，人民解放军将帅授勋仪式在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共和国10大元帅授勋，同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向新中国军队的10位大将、55位上将也进行了授勋仪式。

这是党和人民对这些战功卓著将帅们的褒奖，更是对他们在争取自由和平、民族解放所做突出贡献的充分肯定。在55位上将中，有一位1926年从黄埔军校入党、1927年参加了秋收起义和毛委员一起在井冈山参加革命斗争的老革命，他参加了红军苏区五次反围剿，参加了毛泽东进行的三湾改编，带领部队参加百团大战，参加了保卫延安的战斗，可以说，他经历了共和国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所有重要的且有着深远意义的关键历史节点，他就是开国上将张宗逊。

红军时期：毛泽东的“御前侍卫”

张宗逊与元帅林彪同是黄埔四期的学员，从黄埔毕业后，因为校长蒋介石在黄埔内排除异己清除共产党人士，他选择离开黄埔投奔到井冈山毛委员的革命队伍中，从此一生跟着共产党跟着毛委员走上了一条不平凡的革命道路。

秋收起义后，张宗逊成为了毛委员首任警卫连连长。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还乡团和保安团等地方主民团对“打土豪分田地”的工农红军恨之入骨，加上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红军内很多意志薄弱的人成了革命的叛徒。为防止他们暗害毛委员，张宗逊每天主要工作就是带领警卫战士加强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

只要毛泽东走出居所，张宗逊绝对是寸步不离，不敢有丝毫懈怠。有一次，赤卫队的同志来看望毛委员，因昨天夜里毛泽东工作到凌晨才休息，被张宗逊拦在外面就是不让进，来的同志觉得大老远赶过来被挡在门外，情绪有些激动说话声音大了些，张宗逊吹胡子瞪眼差点跟人家干一架。

幸亏毛泽东听到门外有吵吵声，出来的及时，才制止住张宗逊。事后，毛泽东非常严厉批评了张宗逊粗暴对待自己同志的态度，张宗逊还有些不服嘟囔着说：“我又不认识他们，万一是坏人呢。”毛泽东一听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说：“态度不好，责任心很强，‘功过’两抵喽。”

不光是对毛泽东安全保卫工作尽心尽责，就连毛泽东生活上的小事也操碎了心。长征途中有一次，张宗逊发现毛泽东走路一瘸一瘸的，原来是毛泽东穿在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烂了，脚上打了血泡，磨破后专心地疼。

于是，张宗逊和警卫战士一起用树枝为毛泽东做了一副简易担架，要抬着毛泽东行军，毛主席拒绝上担架对张宗逊说："我不是伤病员，自己可以走，你还是把担架留给需要的同志嘛。"

张宗逊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继续步行，害怕会越来越严重，毛泽东最后笑呵呵地说：“我们折中一下好不好？各退一步，你去找根棍子来，我拄着当拐杖，担架我是坚决不会上的。”最后，张宗逊只好去找了一根竹竿交给毛泽东当拐杖用，每每遇到崎岖的山路，张宗逊就搀扶着毛泽东小心翼翼行进在山路上，从始至终，毛泽东也没有上担架。

多年以后，张宗逊只要想起这件事，都会感叹地说：毛主席一个文人，却有着与众不同的风骨，从来不愿麻烦别人，就算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也是如此，令人着实钦佩。

抗战时期：张宗逊358旅屡建奇功

红军到达陕北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因不满蒋介石放任日本占领东三省于不顾而不遗余力围剿红军，最终在西安对蒋介石施行“兵谏”，由此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

国共双方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抵御外敌，1937年1月6日，毛泽东任命张宗逊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局长，负责中央在延安的所有安保工作。那一年张宗逊只有29岁，毛泽东把这么重要的位置交给张宗逊，可见对他是无比的信任，肩上的担子加重了，责任也就更大了。

对于跟随自己一起参加过秋收起义和在井冈山进行过革命斗争的老部下，毛泽东一直对这些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感。1937年5月，由毛泽东提议把所有在延安包括张宗逊在内的等18位参加过秋收起义老部下叫到一起合影留念，并亲笔在照片上写下:“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数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喜欢照片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北平告急！华北告急！全中国告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毛泽东分析了抗日战争初期的发展形势，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告诫全国各抗战力量，这场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的结局一定是正义的战胜邪恶的，最终胜利属于中国人民。

毛泽东将张宗逊从中央一局调往120师358旅任旅长，毛泽东认为张宗逊的能力绝不仅限于保卫工作，驰骋疆场或许会发挥出他更大的潜能，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决定是英明的。

1938年10月，张宗逊率领120师358旅在反日军清剿行动中，设伏山西五台县滑石片地区，全歼进犯五台县的1个日军大队700余人；1939年1月，一二〇师主力开赴冀中，成立了以张宗逊为主的纵队指挥部，统一指挥新组建的独立第1、第2两旅，并全歼了屡向我根据地发动进犯的国民党河北民军司令、反共顽固分子张荫梧所部。

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大战”，这场震惊中外的大战，既给华北日军造成沉重打击，也打醒了蒋介石，他没有想到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发展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为了遏制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发展，蒋介石以新四军违抗军令之名，于1940年10月19日，悍然发动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周恩来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的1945年初，张宗逊奉调返回延安后，见到毛泽东以后，他汇报了自己当初领兵出征时的5000兵马，现如今已经发展到10000多人，翻了一倍还多，毛泽东闻听后大悦，专门留下张宗逊一起用餐，吃饭的时候，毛泽东说:“咱们的蒋总统想着学法西斯搞闪电战，最近要对延安下手了，让你回来就是为这个事。”

1945年7月21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突袭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毛泽东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统一指挥三五八旅及其他兄弟部队共8个团，对敌展开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张宗逊周密部署，正面牵制、两翼包抄，激战一昼夜，全歼入侵之敌·胜利收复失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8月20日，中央军委组成晋绥野战军，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贺龙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兼吕梁军区司令员、政委。

解放战争：决战大同集宁成将军一生之痛

毛泽东曾经说过：张宗逊的长处是稳重厚道，但有不足的地方，就是该厉害的时候厉害不起来。毛泽东要求张宗逊在这一点上“应该向彭老总学习，该坚持的原则一定要坚持，该批评的就要坚决批评”。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旨在成立一个将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的独裁政府。他们不断在各方势力中游说，煽动诋毁解放区和诽谤中国共产党这个全国第二大政党，并有预谋的对解放区根据地实行封锁。但是全国组成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摆出一副和平的架势，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毛泽东从苍生计以国家利益为重，毅然奔赴国民党老巢与蒋介石谈判，经过43天紧张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和平《双十协定》的落签，国家民族的希望眼这就要来临，谁也不会想到，这份协议对蒋介石来说却只是利用其暗地调兵的一种卑劣手段。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解放战争开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决定共同攻打大同。

大同属山西北部重镇，由阎锡山心腹爱将43军副军长楚溪春率1.9万晋绥军在此据守。虽然大同驻军并不多，但是城防工事却非常坚固。选择在1946年7月这个时候进攻大同，聂荣臻主要考虑到，大同周边军事已经形成对我方有利态势，一旦向大同发动攻击。

太原通往大同的铁路线已完全被我察冀部队切断，阎锡山驰援大同的交通必受影响。而以当时贺、聂两军参战部队的数量，是守城敌军的4倍，即便攻击不顺利，也断无战败之虞。然而，战争的结局恰恰就是不愿意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对此战的结果耿耿于怀，不单纯是军事失利的问题，政治因素更重要，特别对傅作义战后的狂妄态度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946年7月初，就进攻大同战役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已经开过很多次碰头会议，因为来自两支不同的部队，选定了无论是从资历还是作战经验都无可挑剔的张宗逊担任作战指挥部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杨成武为副司令员，指挥部确定解放大同的期限是20天。

7月31日，张宗逊指挥部队发起对大同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惨烈，我军因缺少重型攻城装备，夺取外围阵地就用了近一个月，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总算是占领了外围要地——东关据点，此刻占领大同只是个时间问题。

楚溪春急电阎锡山，请求援兵，但同蒲、平绥铁路已经被我军切断，阎锡山就是想出兵也无能为力。大同守军转向南京蒋介石请求支援，蒋总裁怎么可能调自己的嫡系部队去解晋绥军的围。他心生一计，命令傅作义派兵救援，并许诺将大同划归傅作义治下。对大同傅作义早已觊觎已久，这次听到蒋总统许诺，急忙派兵驰援大同。

傅作义专门对这次的作战计划进行了周密部署，他认为此时去大同解围，不如学学古人来一回“围魏救赵”，于是他将目光盯在了解放军的“集宁”，这里就是他心中的“魏”，而卓资山成为傅作义首先要攻克的第一道屏障。

1946年9月3日，傅作义命令董其武的第3军按照自己的作战部署迅速出动向卓资山发起进攻，扫清通往集宁的障碍。此前，张宗逊已经考虑到卓资山的重要性，那里是傅作义增援大同的必经之路。遂调派晋察冀军区独立1旅驻守阻击，张宗逊认为他们能顶住三天就够了，没想到这个旅阻击傅作义部队8个小时就败下阵来。

傅作义占领卓资山后向集宁突击，而此刻的张宗逊还没有搞清楚傅作义的进攻方向，大战前没有排出侦察小分队及时了解战场各个方向的动向及敌情，这是第一个错误，至到9月8日晚，才明确傅作义的进攻方向是集宁。于是决定由杨成武继续围攻大同，张宗逊则带领我军主力回赴集宁，准备先吃掉董其武的1.3万人。

9月11日，张宗逊从三面完成对董其武的包围，而此时董其武的部队已经进入集宁城与我守军站在展开争夺战，我军发起合围攻势之时，也正是我军处于有利态势。明白其中利害的董其武知道，只有拼死拿下集宁，他的部队才有可能存活下来。双方部队杀红了眼，对我军来说又何尝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因守城部队没有兵员优势，最终从城内退了出来。当闻听郭景云101师已经驰援到达，张宗逊没有组织兵力攻占集宁，而是分兵去准备围歼郭景云部，结果给了董其武集宁兵力得以千载难逢的喘息机会，重新调整部署，这是第二个错误，也是最致命的错误。

结果郭景云没有被吃掉，集宁城被董其武占领，大同久攻不下，一盘优势于对我方有利的大棋，竟然被下成了一锅“夹生饭”。9月16日，作战指挥部不得不下达撤出战斗的命令，攻占大同的作战任务，不仅没有完成，还丢了集宁。

战后，国共双方在对这场战役总结的时候，我方罗瑞卿说：集宁战役，是我军的一场败仗（《罗瑞卿传》）。而国民党方面的傅作义承认：这场战役的胜利，实属侥幸……，他始终也没有搞懂，为什么我方拥有优势兵力，不去继续围歼集宁的新编31师，而要分兵去攻击郭景云。

大同集宁战役失败后，张宗逊再也没有独立指挥过作战任务。毛泽东将其调往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部，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彭总对他的工作能力和个人品格魅力极为赞赏，多次向中央夸赞张宗逊。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张宗逊绝对是个好同志，对党和人民高度忠诚绝无半点私心。但是，大同战役的失败，犹如在毛泽东心里留下深刻的阴影。这就是为什么张宗逊没有被评为大将的真正原因，也说明了毛泽东在人情与原则上泾渭分明的态度与坚定的组织原则性。